2020年4月28日，李伯谦（右二）、王巍（右三）
到河南巩义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对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性质进行论证。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流域的河洛地区，古有“居天下之中”的说法，向来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腹心地带。经过连续多年考古发掘，5月7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位于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的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确认其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不排除是黄帝时代都邑

双槐树遗址位于黄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以东4公里，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区，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历时15年，在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地都发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高等级都邑遗址，显示出文明化进程加速的倾向，但中原地区却没发现，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坦言，大家都知道中原是中华文明的中心，但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中心，一直欠缺过硬的考古资料。“令人欣慰的是，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河洛古国的地理位置和所处时代太重要了，伊洛汇流后在这里汇入黄河，遗址呈现出的景象与内涵，契合了《易经》‘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认为，不排除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王巍介绍道。

以往国内大部分学者虽然肯定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但认为中原的中心地位是从夏代才开始的，并不赞同更早的时候也具有中心地位，河洛古国的发现可能将改变这一认知。

“双槐树遗址发掘的意义在于，实证了在距今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王巍表示，在这一阶段，文化上的中国已经形成雏形，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是黄河文化之根，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北斗九星”遗迹等表明，当时人们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

精神文明的考古一度长期被忽视，但其恰恰能体现中华文明的特质。曾三次担任双槐树遗址发掘领队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一直注重对天文、祭祀、宗教、礼制等“形而上”遗迹现象的研究。

在双槐树遗址的中心居址区内，有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北斗星形状的天文遗迹。陶罐埋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考古人员逐一贴上了数字标号。

融合北斗九星的建筑基础

“北斗九星遗迹有政治礼仪功能，主人借此神化自己，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也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顾万发概括道。

遗址的中心居址区可以理解为贵族居住的区域，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尤其是围墙东端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瓮城

瓮城是古代城市的主要防御设施之一，通常是在城门外或内侧修建的半圆形或方形的护门小城。河洛古国的中心居址区已有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可见居住者非同一般。这里发现有4排大型房址，房址之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一个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摆成北斗星形状的九个陶罐就是在这所房子前面的门廊发现的。

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的北极附近（古人认为北极是天的中心），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而麋鹿脱角在古代被统治者视为吉祥的象征。专家推测，这应该是一位有地位并且谙习巫术和天文的古国首领。北斗九星天文遗迹的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信仰。

F12中心埋藏麋鹿

顾万发及其团队能顺利确认北斗九星遗迹，离不开他主持发掘的另一处遗址——青台遗址，这里也发现由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青台遗址位于河南荥阳，与河洛古国属于时代近似的文化遗存，发现的“北斗九星”标志物大小与天体实际亮度相呼应，用现代天文学软件演示，位置也非常精确。

专家认为，双槐树遗址连同青台的北斗九星遗迹等人文与天文遗迹融合的现象表明，当时人们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

以双槐树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的代表

在河洛古国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这件艺术品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它与青台遗址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丝绸实物一起，证实了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

“丝绸和玉都是中华文明的高端代表，关于玉的研究和发现很多，丝绸却较少有人关注。”顾万发说，丝绸这种高科技产物的产生，一定有相应的社会理念和人力物力财力做支撑，背后肯定有更高端的文明存在，如果找到了，所谓“中原文明洼地”的问题就解决了。

正是在这种理念驱使下，自2013年起，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考古发掘项目，对郑州周边相关遗址进行全面的调查勘探与考古发掘工作。

随着河南荥阳的汪沟遗址、青台遗址，郑州西南郊区的黄岗寺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等一系列仰韶文化城址被发现，一个具有早期城市群性质的大型聚落集团面貌逐渐清晰，形成了黄帝时期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核心地区。

牙雕家蚕

不久前，研究人员在汪沟遗址出土瓮棺里的头盖骨附着物和瓮底土样中，检测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用来包裹亡童下葬的桑蚕丝残留物，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丝织品。当时的人们希望死后像蚕破茧飞天一样复活，孩童的瓮棺也多为小口尖底瓶，形似蚕蛹，体现了先民对蚕神的崇拜。

“中华文明古老朴素的修行思想在这个时候已相对成熟，先民有了重生的精神追求，并且想办法去实现。”顾万发推测，也许正是因为原始崇拜，先民才会去驯化野蚕，使用蚕丝。

在汪沟遗址的出土残片中，有一块罗织物，且经过染色处理。为防止掉色，先民对这块染色罗进行脱胶，生丝脱胶后称熟丝，这块罗也是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熟丝丝绸织品，说明当时的丝绸技术已趋于成熟。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在距今5300年前后，除了以双槐树为首的聚落，全国其他地方却没有与桑蚕纺织有关的确切发现。”李伯谦认为，从这一角度讲，以双槐树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的代表。

其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为探讨华夏文明起源提供了新思路

在双槐树遗址的3处墓葬区，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其中一个墓葬区早期主体被遗址外壕和中壕及一条围沟围成一个独立的区域，可能是中国古代早期兆域的雏形。

“双槐树遗址的墓葬里随葬品很少，即使墓葬规模很大、等级很高，里面也没多少东西，在全国范围内都属于特例。”顾万发说，这可能跟中原地区的丧葬思想有关，首领掌握军事权和祭祀权，但宗教色彩不浓郁，不主张把生前的东西带到死后世界，这也是其延续社会发展的需要。

李伯谦认为，河洛古国重视传宗接代和社会长治久安，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投入社会再生产。这一模式在后世被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具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

此外，遗址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因子，如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陶器组合中出现的大量双腹器，如双腹盆、双腹豆、双腹碗，以及薄胎斜腹彩陶杯，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还有双墩文化靴形器、薛家岗文化折腹杯、松泽文化折肩折腹壶等文化元素。这些器物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孔道。

王巍认为，中原地区具有居中的地理优势，有利于文化汇聚和辐射，当时的中原先民对外来文化采取主动吸收而非排斥的态度，这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也是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性思维，具有引领性的文明发展模式，规模宏大的高等级建筑，严谨有序的聚落布局……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其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主根脉有望追溯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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